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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旅游成为全世界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及空间转型的关键力量，旅游化（touristification）相关研究在中国语境下得到普遍关注，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现代化大都市以及丽江、西安等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历史街区。例如，Shin针对北京南锣鼓巷历史街区的研究指出，政府干预的历史保护和投资推动的房地产开发共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Su对丽江古城的分析强调，企业型地方政府通过城市遗产商品化从旅游业中获得了远超其他社会群体的经济回报。在这类案例中，遵循企业主义精神的地方政府常通过重新包装地方独特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提升旅游吸引力和经济竞争力，同时也引发旅游驱动的社会空间重构。然而，既有研究对旅游化与企业主义间动态演变关系的探讨尚不充分，缺乏对企业型地方政府在旅游化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创新战略的形式与动机的细致考察。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动态互嵌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对上海武康路的案例研究，阐释企业主义如何驱动旅游化进程及其复杂社会空间影响，以期丰富旅游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随着旅游成为全世界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及空间转型的关键力量，旅游化（touristification）相关研究在中国语境下得到普遍关注，特别是在北京、上海等现代化大都市以及丽江、西安等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历史街区[1-5]。例如，Shin针对北京南锣鼓巷历史街区的研究指出，政府干预的历史保护和投资推动的房地产开发共同促进旅游经济发展[4]；Su对丽江古城的分析强调，企业型地方政府通过城市遗产商品化从旅游业中获得了远超其他社会群体的经济回报[5]。在这类案例中，遵循企业主义精神的地方政府常通过重新包装地方独特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源，提升旅游吸引力和经济竞争力，同时也引发旅游驱动的社会空间重构。然而，既有研究对旅游化与企业主义间动态演变关系的探讨尚不充分，缺乏对企业型地方政府在旅游化不同阶段所采取的创新战略的形式与动机的细致考察。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动态互嵌的分析框架，并通过对上海武康路的案例研究，阐释企业主义如何驱动旅游化进程及其复杂社会空间影响，以期丰富旅游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企业主义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治理转型，即政府借鉴企业化运营方式以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6]。自1989年Harvey提出此概念以来，学术界已广泛探讨了地方政府如何以企业家角色塑造城市品牌和促进地方发展[6-12]。尽管各国政治环境存在非常明显差异，但在后工业化语境下，城市日益依赖其吸引中高收入群体及国际资本的能力，城市间竞争（interurban competition）因而日趋激烈[6]。Hall和Hubbard强调，公共部门在此过程中呈现与私营部门相似的冒险、创新、营销和营利等特质[7]。然而，其研究聚焦城市企业主义带来的整体运作方式转型，对具体途径和战略分期则关注不足。Jessop和Sum基于香港的研究弥补了这一不足，首次提出企业主义涉及3个充分必要特征，即创新战略、企业型方式和企业型线个在实证层面可能相重叠的企业型创新策略，即新型城市空间、新空间生产方法、新市场、新资源供给和新城市定位[13]。

  值得强调的是，企业主义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随着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新的国家议程对常规的地方创新战略提出挑战，促使企业型方式和话语在不同情境下多样化呈现[9-12]。吴缚龙基于对中国城市治理脉络的分析，指出中国的企业主义可被更准确地概念化为集中规划（planning centrality）与市场工具（market instruments）的结合[12]。其中，集中规划体现为地方政府为实现与更高层级（如国家）相一致的治理目标而采取的积极干预；而市场工具则指国家通过制度创新和多样化市场工具（如国有企业）落实其创新战略[11]。与西方不同，中国政府不易被资本力量左右，且行为动机除经济收益外，亦涵盖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和金融风险防控等多元考量[9-12]。一方面，通过维持集中规划，中国的企业型地方政府在城市景观再生产中展现出更强的发展性和干预性；另一方面，近年来企业型地方政府亦在国家自上而下的统筹引导下，逐步借助创新市场工具实现如科技、文化旅游、环境保护等“超经济稳步的增长”发展目标[9-12]。

  上述企业主义变化趋势在中国文旅发展领域尤为突出。自2018年3月文化和旅游部组建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相继完成部门重组，并将文旅产业确定为支柱产业之一[14]。在文旅融合塑造城市品牌、赋能城市更新的政策号召下，企业型地方政府所推动的旅游发展涉及追求全世界城市地位、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等更广泛的国家愿景[14-15]。然而，既有研究对企业主义在地方实践中的多样化呈现，及其市场参与模式的转型如何具体影响旅游化演化，尚未给予足够关注。

  旅游化是指多元行动主体介入，通过旅游活动改造特定地理空间的复杂转型过程，其核心在于揭示全球旅游流动及其发展的影响[16]。与过度旅游、旅游恐惧等带有明显价值判断的流行词汇不同，地理学领域的旅游化旨在为理解旅游驱动的空间变迁提供概念工具[16]。同时，旅游化强调一种过程性与批判性的视角，即关注旅游如何从边缘性城市功能演化为日益主导甚至排他的空间组织逻辑[17]。

  既有研究围绕旅游化与绅士化的概念关联展开了情境化讨论。Jover和Díaz-Parra通过对塞维利亚历史街区的多尺度分析指出，旅游化是旅游活动的空间集聚过程，如游客流量增长、旅游业态扩张、空间功能向旅游消费转型、旅游营销等现象；若游客所引致的失所（displacement）是季节性或短暂性的，而非持久地占据当地空间，则这一旅游驱动的空间变迁过程不能严格地理解为绅士化[18]。Sequera和Nofre对里斯本阿尔法玛街区的研究则指出，旅游化作为全球金融资本的新发展的策略，可以独立于绅士化而发生，甚至取代其成为城市积累的新阶段[19]。而Cocola-Gant认为，旅游化是一个更广泛的地方重构过程，其基于巴塞罗那市中心的研究发现，长住居民迁离的根本原因不仅包括住房成本，更涉及旅游消费空间对社区归属感与地方感的持续重构[20]。这类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发展如何通过空间再生产，造成居民因旅游干扰、消费水平上升、地方感丧失而经历自我身份认同与社区归属感的断裂[18-20]。

  尽管企业主义视角为解读旅游化提供了关键的宏观分析框架，揭示了地方政府如何通过旅游吸引城市（再）投资，并向全球中高收入群体进行营销，以服务于资本积累和区域竞争[7,12]。然而，既有研究尚未充分捕捉企业主义本身随宏观政治经济环境而发生的动态转型，以及其如何反向塑造旅游化的阶段性演化特征及其社会空间影响。尤其是在中国情境下，文旅融合已成为赋能城市更新、建设“人民城市”等国家战略的关键工具，对这一转型如何具体驱动历史街区的社会空间转型尚缺乏深入剖析。

  本研究主张立足于动态且情境化的视角解读旅游化演化过程，即深入考察宏观政治经济变迁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风格的转型。具体而言，在市场改革初期，地方政府以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为优先事项，倾向与私有资本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常见的创新战略组合（例如再生产并营销新旅游空间和景观、开拓旅游新市场以吸引游客）驱动旅游发展[3,13]。而在后改革时期，随国家治理风格从经济稳步的增长转向“以人为本”的多元导向，企业型话语亦相应强调以内需与消费驱动城市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一方面更积极地贯彻文旅融合国家议程，另一方面则更有效地运用市场工具（如国企），以提升其旅游市场定位，进而在新的经济环境中主导旅游发展进程。在既有文献基础与中国城市治理内生发展逻辑之上，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企业主义视角与旅游化演化过程动态互嵌研究框架（图1），旨在通过对武康路的典型案例考察，阐述地方政府如何协调多元主体、运用变化的创新战略以驱动旅游化，从而回应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

  武康路历史街区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北部，集聚多处名人故居与优秀历史建筑[21]。旅游化前的武康路，虽以文化资本较高的政府及文化从业人员为主要居住群体，但也面临因缺乏投资且人口密度高而导致的基础设施落后、整体风貌衰败等困境[21]。

  基于企业主义视角，考察政府创新战略、市场参与、旅游发展和社会空间影响的变化，武康路旅游化经历了两个阶段。1）初期阶段：作为衡山路—复兴路历史背景和文化风貌区的一类风貌保护道路，该街区于2007—2009年间在政府主导下实施了保护性整治，并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承担外宾接待任务①。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对街区历史景观和文化资源的再生产提升了租差。2007年，由香港康世集团开发的武康庭综合体拉开了西餐厅、咖啡馆和精品店等网红店铺入驻的序幕。2）深化阶段：自2016年以来，随着武康路在社会化媒体上人气暴涨，地方政府通过集中规划和市场工具在此开展了多元探索，主导旅游化深化[22-23]。武康路—安福路街区文旅定位获得广泛认可，于2022年入选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②，2023年成为年税收超亿元的全国文旅消费高地[22]。目前，武康路已形成以海派文化和名人故居为历史底蕴，以审美化街区景观为视觉吸引，以文旅消费和城市漫步为体验内容的旅游吸引力[24]。文旅融合与过境免签等政策的加持，进一步拓展其国际客源市场，强化其作为上海全世界城市文旅名片的新定位③。

  本文选取武康路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该街区的旅游化并非完全市场自发，而是企业主义下各级政府动员私有和国有资本追求多元发展目标的典型案例，具体反映在武康路多次被选为保护性整治、街区微更新、文旅融合等行动试点，吸引了多元资本参与文旅市场培育。另一方面，尽管经历了深度的旅游转型，该街区并未彻底沦为与原有社区结构完全脱离的旅游飞地，而是展现出更多维度的社会空间影响。基于此，本文以武康路为实证案例，旨在通过解析其地方政府治理风格与市场动员策略的变化，深入揭示中国语境下旅游化的演化特征及其社会空间影响。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研究组于2021年9月—12月以及2025年5月在武康路开展了翔实的田野调查。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等方法，研究组收集了关于街区历史、商业发展和旅游方式等一手资料，整理形成约9万字的文字记录，并采集了289张照片资料。为反映旅游化过程涉及的多元主体，研究采用分层立意抽样策略，招募包括政府工作人员、有关专业人士和空间使用者共计28人，具体访谈对象和内容见表1。为了获取历时性文本材料，减少数据局限和偏差，本研究收集了多种二手数据，包括地方志、年鉴、宣传手册、出版书籍、新闻报道和相关官方文件等。研究组按时序和内容对一手和二手数据来进行总结、归纳和交叉验证，以此来实现对武康路旅游化过程和影响的实证评估。

  3 企业主义视角下武康路旅游化演化特征3.1 旅游化初期阶段（2007—2015年）

  武康路旅游化的萌芽与市场改革转型期上海的城市发展背景紧密关联。尽管武康路自2007年初开展保护性整治工作，但当时治理重点“主要从物质空间层面强调和建立以保护为主的制度”（G1，2021）。借助2010年上海世博会倡导的“美好环境，美好生活”企业型话语，地方政府采取了Jessop和Sum提出的新空间生产方法和开拓新市场的创新战略组合[13]，即在建设新的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以促进经济的同时，创造新兴旅游市场，进而推动了武康路历史街区旅游化。

  在新空间生产方法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审美化保护和基础设施改善，推动历史街区整体形象升级。2007—2010年，首轮保护性整治以沿街界面整治（如围墙、路灯、绿化、道路、建筑外立面等）和店面业态调整为重点，旨在通过审美化城市景观的再生产创造区位优势[21]。政府工作人员指出，此类物质景观升级旨在“改善历史街区的整体形象”和“刺激经济发展”（G1和G3，2021）。

  在开拓旅游新市场方面，地方政府将武康路选定为世博会旅游示范街区，并牵头推出主题旅游服务产品，以迎接具有较高文化资本的中外游客。为此，上海市旅游局在世博会前夕将位于武康路393号的优秀历史建筑黄兴故居修缮改造为“武康路旅游咨询中心”和“徐汇老房子艺术中心”，提供宣传、咨询、援助、投诉等基本旅游服务及配套空间；而徐汇区旅游局则推出“走近老房子”世博主题体验游产品。这些实践响应了《徐汇区历史背景和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利用迎“世博”三年行动计划（2007—2010）》中对武康路的旅游定位，即展现其“丰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人文资源、多样的建筑艺术、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以及历来作为高档住宅区的优雅环境和风情”。该阶段以旅游咨询中心与世博体验游为核心，武康路初步构建起旅游服务体系雏形。然而，设施类型仍较单一，旅游活动亦集中于历史建筑参观。

  既有研究已指出世博会是政府为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和打造全世界城市而采取的重要创新战略[25]。“迎世博”这一企业型方式为地方政府在武康路历史街区实施企业主义和推动旅游化提供了实践契机，不仅显著改善了物质景观与居民生活条件，还初步释放了旅游价值和经济潜力。可见，武康路旅游化的出现与政府致力于促进经济繁荣和吸引投资的企业治理风格相关[6]。

  尽管地方政府对武康路的保护性整治和旅游功能植入旨在“提升形象而非直接盈利”，但“重现高档住宅区的优雅环境并鼓励业态升级”（G2和G3，2021），促进了资本再投资和商业化发展。审美化的物质景观再生产不仅客观上推高了潜在地租，从而扩大租差，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文化想象和符号消费的物质基础。鉴于“迎世博”整体环境改善已投入巨额财政资金，地方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整合历史资源，以完善旅游、休闲和商贸等功能。

  2007年开业的武康庭项目由具备保护性开发经验的香港康世集团主导，被视为地方政府认可的“社会资本参与”（G1，2021）。该项目融合零售、餐饮和办公空间，引入咖啡馆、西餐厅、花店、家居店、艺术画廊等高端消费业态，成功营造了艺术体验氛围与全球化生活方式，提升了街区价值[3]。随后，游客购买力为零售业创造了潜在租金收益，并扩大了租差，进而吸引资本向该街区集聚，并开展投资[26]。更多个体投资者涌入武康路，对临街建筑进行创意商业再利用，推动独立零售业态兴起。社会力量对商业空间的审美化营造进一步释放了武康路的旅游潜力，建构起面向高文化资本消费者与游客的全球性文化符号。

  在此阶段，地方政府并未被社会力量所左右，仍发挥主导和统筹作用。正如本地学者指出：“武康路是政府先自上而下地释放空间潜力，然后借助商业力量来一起改善和推广的。”（S1，2021）一方面，与上海新天地案例相似，企业型政府支持在海派文化街区重新植入“符合上海全世界城市形象”的消费景观，以回应本地高文化资本群体及海外游客的实际的需求和怀旧情感[27]。另一方面，政府在保护性整治中通过负面清单将修车店、建材店等低端业态纳入控制性导则，而将武康庭项目遴选为2010年世博会定点游客接待场所，体现出其以空间形象提升为导向的治理意图。这些举措表明，该阶段地方政府采取了以经济稳步的增长为导向的治理风格，认为历史街区中破旧且影响城市形象的空间具有提升潜力，进而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运作推动商业化发展[3,26]。因此，尽管高端消费业态由社会力量引入，其本质上仍是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精神的空间表征。

  尽管地方政府在旅游化初期并未将武康路定位为旅游区，且其主导的保护性整治并未涉及拆迁，甚至在物质层面“改善了原有居民生活环境质量”（G3，2021）。但随着消费景观升级和旅游发展，武康路社会空间结构出现初步分异。

  据访谈了解，初期阶段的开发商和投资者多是外商、华侨或具有海外背景，其所营造的休闲娱乐空间主要面向高文化资本的消费者和游客（S3和I3，2021）。此类游客倾向避开传统的大众旅游区域，转而探索更具文化特色与审美氛围的历史空间[28]。世博会后，租金和市场之间的竞争的提升，促使药店、便利店等服务本地居民的生活业态逐步被咖啡馆和精品店取代。一位在此工作20余年的服饰店主回忆：“10年前精品店开始慢慢变多了，摆摊的也没有了。”（B1，2021）

  这一阶段，高文化资本消费者和游客在武康路的停留是临时和短暂的，且日均客流规模有限，并未导致居民失所。然而，引入的全球性消费空间是基于中高收入群体的购买力与文化偏好，渐进式地重构甚至边缘化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及其需求。

  自2016年起，武康路因网红店铺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街区人气迅速攀升，游客规模持续扩大，对地方治理提出新挑战。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呈现出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治理风格[22-24]。在“以人民为中心”建设“卓越的全世界城市”的企业型话语下，地方政府主要是通过开拓新市场和调整新发展定位的创新战略组合，推动武康路旅游化进程的深化[29]。

  在开拓新市场方面，地方政府通过道路综合整治与街区微更新等举措，系统提升文旅景观品质（图2）。具体措施包括：拓宽人行交叉口，在武康大楼前打造为游客提供安全拍摄空间与环形导览系统的广场；调整周边业态，引入休憩和文创空间；提升旅游配套服务，增设旅游标识与指引；推进名人故居的开放；推出街区漫步、读书会、互动式戏剧等沉浸式体验活动①。实地调研发现，这些政府主导措施显著优化了街区视觉与游览体验，为市民和游客通过拍照、录像等方式打卡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增强旅游目的地与旅游群体间的互动[30-31]。

  在调整发展定位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场所营销提升街区竞争力和文旅名片形象，以创造新的市场机会。面对旅游人气增长，地方政府在维持武康路高档居住区基调的同时，调整定位为“鼓励灵活、适度地打造网红旅游打卡点”（G3，2021），并持续优化整体营商环境与服务配套。2021年，武康路微更新实践获《新闻联播》报道；2022年，该街区入选首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标志着旅游休闲已成为政府认可的街区主导功能。在此过程中，武康路逐渐发展为中外游客心目中与外滩齐名的上海文旅地标[32]。有本地游客也表示：“近年政府加强了历史背景和文化宣传，我也通过央视报道重新认识了武康路……现在来这里citywalk和拍照打卡很流行。”（T2，2021）

  在旅游化深化阶段，武康路获得空前关注，成为上海全世界城市形象塑造的核心文化符号表征，明显提升了其在国内外文旅市场的吸引力。这一过程体现了地方政府基于集中规划的积极干预特征，以及面对传统“土地经济”衰退，向文旅领域拓展的企业型方式调整[9-12]。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在调整文旅名片新定位的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制定居民公约、软法制指引及管理规范等举措，主导协调市场与社会各方利益，探索旅游发展和街区服务的平衡机制①。武康路旅游化的深化，不仅表明了地方政府通过运作转型在更高层级竞争中积累优势的企业主义精神，也印证了其调动政治经济资源实现多元发展目标的能力。

  武康路旅游化的深化也得益于多元市场工具的参与。此阶段，地方政府通过引入新资源的创新战略，积极借助国企主导并调控街区的商业化发展；而国企则通过营造亲旅游型空间形态、引导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有效响应政府所推动的新文旅名片定位。

  具体而言，新徐汇集团在徐汇商务委的指导下，负责统筹业态调整和新商业项目引进（G3，2021），引入元龙音乐书店、大隐书局和城市交集等文旅融合型示范业态（图3），取代地产中介、药店及便利店等本地服务型业态。这一过程响应了《徐汇衡复历史背景和文化风貌区保护三年行动计划（2015—2017）》中关于“引入画廊书店、精品酒店、个性化定制商店等品质型业态”的规划。徐房集团则负责历史建筑的收储与活化利用（I1，2021）。依据“快速推进武康路及周边历史建筑置换，整体打造高端居住或精品酒店”的要求②，对武康路100弄4幢花园洋房实施居民置换，并引入本土中高端度假酒店品牌“隐居”（图3），进一步“完善了旅游服务体系”（I1，2021）。

  此外，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国企热情参加武康路相关文创产品的开发与销售，借助文化符号进行场所营销，既刺激旅游消费增长，亦增强了地方文化自信与城市品牌影响力。典型案例如2021年推出的“武康大楼文创雪糕”及2025年的“武康大楼玩偶”。此类产品以标志性历史建筑为视觉原型，通过具象化的符号转译，丰富了游客的文旅体验，更成为社会化媒体中打卡的文旅消费载体，强化了街区旅游吸引力。

  本阶段的业态调控与场所营销充足表现了集中规划和市场工具的紧密结合。地方政府通过市场工具介入历史街区旅游化进程，旨在确保其发展趋势与促进商业、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与西方情境的企业主义不同，武康路案例显示，地方政府并未被市场力量所取代，反而通过市场工具扮演市场运营者角色[9-12]。

  尽管地方政府在深化阶段的干预旨在提升文旅品质并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但空间升级与市场运作在客观上加剧了空间竞争，引发了多维社会空间重构。

  首先，旅游化引发了小规模居民失所和业态变迁[33]。部分居住功能被文旅配套设施置换，例如，武康路100弄花园洋房经产权置换后被改造为中高端酒店，导致数10户原居民迁离。文旅型业态（如音乐书店、文创展馆等）在租金减免及税收优惠等政策扶持下取代本地服务型业态及部分早期消费业态，而持续上涨的租金促使许多独立零售店被资本雄厚、抗风险能力强的连锁品牌替代。一位店主指出：“武康路店铺更换频繁，一些独立咖啡馆被国际咖啡连锁取代。”（R2，2021）

  其次，旅游化带来的客流集聚对本地居民的生活空间和社会交往造成干扰，引发地方失所（placebased displacement）[20]。高峰期日均游客量可达4万人次，远超街区的游客承载规模[22]。2024年以来，职业旅拍摄影师成为常驻的服务群体，海外游客规模也明显地增长[32]。受访摄影师坦言：“部分居民对被拍到不满，但也因人而异……尽量做到互相尊重。”（C1，2025）同时，即便早期的个体投资者和长期空间使用者，也在与游客的频繁“邂逅”中经历与情感和记忆相关的地方感丧失。一位消费者感慨：“以前我在武康路看完展览，会在面包店喝下午茶或者在意式餐厅用餐……但现在（游客过多）的武康路……没有了灵魂。”（S3，2021）

  这一阶段，武康路旅游化引发了小规模居民失所、业态变迁和地方失所。相较大规模居民动迁的案例，武康路本地居民的感知更复杂且矛盾。一位受访者坦言：“变化有好也有坏，房价和租金跌得不多，但每个周末游客太多也挺烦。”（R4，2025）这表明，历史街区从生活场所重构为旅游消费场所的同时，亦伴随物质环境改善、资产价值提升与旅游吸引力增强等复杂的社会空间影响。

  在变化的政治经济语境下，武康路旅游化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特征，大多数表现在政府角色、市场参与、物质空间升级及社会空间影响等方面（表2）。

  在旅游化初期阶段，地方政府通过新空间生产方法和开拓新市场的创新战略组合，主导推进审美化保护、基础设施改善和旅游功能植入，并吸引社会资本生产面向高文化资本群体的消费业态。进入旅游化深化阶段，面对社会化媒体带来的游客规模增长，地方政府通过开拓新市场、引入新资源和调整新定位等企业型创新战略组合，在市场工具的参与下开拓文旅市场、引入多元资本和调整文旅发展定位，进而引发社会空间结构的多维度重构。同时，尽管地方政府积极试行了公约、指引及规范来协调各方利益冲突，但旅游化深化过程中企业主义治理与社会空间影响仍存在持续张力。

  在宏观层面，中国旅游化的演化始终处于持续变化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中。本文基于武康路案例研究表明，旅游化演化是在动态企业主义的互嵌机制中形成的。如图4所示，随着企业主义治理风格的转变，旅游化过程在地方政府创新战略、市场参与模式以及空间使用者的复杂互动中深化。

  相较西方经验，武康路旅游化的驱动力并非源于自发的旅游驱动或者单纯的市场运作，而是地方政府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的精心规划。初期阶段，地方政府是创新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通过保护性整治塑造了审美化景观，扩大租差，并提升街区形象，进而吸引对海派文化具有怀旧情结的投资者参与商业化发展[27]。尽管此阶段以恢复高档住宅区风貌为主要目标，但地方政府通过“亲市场”战略，引导社会资本构建面向高文化资本群体的消费空间，为旅游化演化奠定基础。

  深化阶段，在“集中规划与市场工具相结合”的企业主义语境下，地方政府的角色由初期的地方发展主导者，转变为国家战略推动者和市场间接运营者[12]。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将武康路确定为街区微更新、文旅融合等行动试点，为其干预行为提供合法性依据，在建设“人民城市”理念下开拓文旅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市场工具，地方政府更主动地营销文旅名片定位，以此在政治资本积累及更大范围区域竞争中获取优势，进而服务于上海追求卓越全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9]。

  相较西方研究所强调的全球资本循环的主导作用，企业型地方政府在武康路旅游化演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核心角色。这进一步印证，中国旅游化现象往往与政府或政企联盟主导下的遗产保护、城市更新或旅游开发有关，因此其演化过程往往内生性地嵌入政府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治理风格、创新战略、企业型方式、企业型话语和市场参与模式的动态调整之中[1-5]。

  与西方经验相似，社会资本在初期阶段因租差足以支付改造历史建筑成本后仍可获得可观利润，且审美化景观有利于打造高端消费业态，选择投资武康路。不同的是，社会资本和地方政府之间保持相对松散的合作伙伴关系。地方政府主要是通过制定并实施负面业态清单，选择性引导符合街区风貌的业态。虽然资本再投资和商业化发展在形式上表现为自发市场行为，但其引入的全球性消费景观大多与保护规划中的建议业态一致，并与当时地方政府促进经济稳步的增长及改善历史风貌形象的目标相契合。

  随着街区旅游热度提升与发展定位调整，国企作为新市场主体在政府支持下介入，成为深入阶段重要的市场工具。地方政府和国企组成了更稳固的发展联盟，通过快速开拓文旅新市场与调整街区定位，响应大众游客需求与多元国家愿景。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虽然治理风格从强调经济稳步的增长转向以人为本多元发展，但市场工具所主导的旅游化空间重构并没有完全背离高文化资本人群所青睐的消费景观。据观察，调整后的业态仍以咖啡馆、书店、生活方式型酒店等兼具休闲放松和文化体验的文旅配套空间为主，反映出市场工具在遵循政策导向的同时，仍未脱离原有的符号逻辑。

  可见，市场主体构成、投资逻辑与政企互动方式的变化，不仅推动了武康路从利基旅游目的地向大众旅游目的地的转型，也折射出中国语境下市场力量在政府设定的制度框架内不断调适、共同塑造旅游化演化的机制。

  初期阶段，以武康庭为代表的消费景观吸引了高文化资本群体。此类群体对全球性消费空间的需求，进一步引导私有资本持续投入武康路高端消费业态的打造，边缘化低收入居民及其日常需求。

  随着街区在社会化媒体上的热度攀升，空间使用者逐渐多元化，大量来自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游客涌入武康路。游客的潜在购买力及其打卡实践所带来的传播能见度，提升了街区的市场预期和潜在地租，进而促使地方政府通过调整发展定位、引入新资源等方式推动旅游化深化。然而，在此过程中，以武康路100弄为代表的旅游空间再生产涉及居民失所，而仍留在当地的居民则在游客冲击下经历了地方失所。这些现象表明，新游客及其活动的无序增长正对长期空间使用者造成干扰。

  从高文化资本群体的选择性聚集到大众游客的打卡实践，空间使用者的构成及其与空间互动方式的变化，不仅是驱动旅游化演化的催化剂，也为观察旅游发展所内含的社会代价提供了关键视角。

  旅游在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推动历史街区旅游化成为理解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议题。本调，旅游化和企业主义均具有动态发展特性。随着不同时期治理风格与发展目标的调整，我国历史街区旅游化在企业主义框架下持续演化，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非西方经验补充。

  结合武康路案例，本文揭示了历史街区的旅游化可被视为地方政府主导的、将特定历史背景和文化禀赋转化为经济竞争力与旅游吸引力的创新战略过程，其发生时机和演变轨迹内生于地方政府企业型治理的动态调整中。具体而言，在初期阶段，地方政府常采取“亲市场”治理风格，通过吸引社会资本生产休闲服务空间，初步释放了旅游潜力，但也引发了居民日常需求边缘化的问题。进入深化阶段，伴随治理目标多元转型，地方政府更积极地贯彻文旅融合国家议程，通过国企市场工具主动拓展文旅市场。历史街区旅游化带来了物质环境升级、历史风貌美化、文旅竞争力与吸引力提升等非消极作用，然而也伴随着小规模居民失所、业态变迁、地方感侵蚀等多维社会空间影响。在企业主义对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多元考量下，地方政府在武康路街区为协调市场和社会各方利益做出了一定努力，但仍需探索建立一套平衡旅游发展和社会空间正义的包容性调控机制，以建设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并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

  武康路案例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折射出企业主义在历史街区旅游化中的独特运作逻辑。相较以土地增值为核心的大规模城市（再）开发模式，企业主义在历史街区旅游化中呈现出较强的文化导向特征，且市场工具运用更强调营商环境培育和文旅竞争力提升。武康路案例表明，无论是初期阶段以“迎世博”为契机开展的沿街界面整治与历史建筑修缮，抑或是深化阶段通过微更新打造视觉友好空间、推出文创产品做场所营销，地方政府的核心举措均指向将海派文化、名人故居等文化资本转化为可被游客体验与消费的文旅符号。相应地，市场参与模式和投资逻辑虽呈现阶段性演变，但始终围绕文化符号再生产。此外，大规模城市（再）开发模式通常具有明确的项目周期，而历史街区旅游化则常呈现出渐进演化特征，因而要求企业型地方政府具备更强的政策弹性以协调市场与社会各方利益。值得进一步反思的是，武康路案例所呈现的文化符号再生产过程，本质上是企业主义驱动下旅游化对历史街区的创造性破坏。当旅游化的社会空间影响超出居民可承受限度时，便可能引致长期居民失所和绅士化，乃至以保护地方文化为核心的反绅士化行动。武康路案例中，地方政府在旅游化深化阶段通过制定居民公约、软法指引等举措协调市场与社会各方利益，正是对潜在社会冲突的制度性回应，体现了企业主义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社会和谐的主动调适。

  基于此，本文在以下方面深化了既有旅游化研究。第一，在分析框架层面，构建了动态互嵌的分析框架，揭示旅游化与企业主义的共演机制。企业主义的治理风格转型塑造旅游化的阶段性特征，而旅游化的深化又推动企业主义方式的调整，武康路历史街区从私有资本介入向国企市场工具主导的参与模式转变印证了这一机制。第二，在机制解释层面，深化了中国语境下历史街区旅游化的企业主义解读，揭示地方政府通过集中规划确立发展趋势，通过市场工具调控旅游化进程，既未被市场力量所俘获，亦未完全替代市场，而是在集中规划与市场工具之间形成了一种引导与规制的动态平衡。

  本文以上海武康路为单一案例展开质性研究，存在一定代表性局限。尽管如此，本文构建的动态互嵌研究框架，对理解企业主义驱动下的中国旅游化演化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该框架一般适用于政府及政企联盟推动的历史街区更新与旅游发展实践，如上海衡复音乐街区、广州永庆坊等。对于广西巴马村、上海朱家角等案例中早期由居民自发形成旅游经营活动、后期被政府与企业接管的案例，本框架适用性仍有待通过比较研究进一步检验与完善。此外，受数据可获性制约，本文对旅游活动强度及社会空间影响的量化分析尚显不足，后续研究可借助多源数据开展系统性的追踪测度。